供應鏈與數字主權面臨AI三重威脅
我們正站在歷史的關鍵十字路口，在這個關口，首席信息官(CIO)和人工智能(AI)領導者所做出的選擇將決定其組織是實現前所未有的輝煌，還是誤入歧途。這些正是2025年11月上旬Gartner IT Symposium/Xpo(Gartner IT峰會暨展覽會)上的核心議題。
AI無疑具備引發顛覆性沖擊的潛力，但要實現持續價值的現實卻依然嚴峻。Gartner的研究揭示了一個令人警醒的事實：AI項目實現可衡量投資回報率(ROI)的概率僅為五分之一，更糟的是，實現真正的組織轉型的可能性急劇下降，僅為六十分之一。
這種雄心與實際價值之間的巨大脫節，深深根植于技術就緒水平與人類能力之間持續存在的差距。
前歐盟委員會副主席Margrethe Vestager在IT Symposium上將這一轉型置于鮮明的歷史背景中，她指出：“我們正處于一場工業革命中。這非常發人深省，我們至今仍在清理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后果，而那已經發生在一百多年前。”
她強調，這一當前的技術變革“比第一次工業革命快得多”。要駕馭這種速度，需要直面與成本、能力，以及地緣政治依賴相關的巨大系統性障礙。
永久過度抵押是AI的隱性成本
實現卓越的主要障礙之一是財務不透明。Gartner分析師Gabriela Vogel指出，引入AI系統的行為與傳統的、可預測的一次性投資(如舊版ERP系統)截然不同，更像是一種“過渡抵押”，即組織在部署后必須長期持續支付的成本。
雖然組織對初始財務支出非常清楚——“第一天”平均每家公司投入約為163萬歐元——但這種清晰度很快就消失了。首席財務官(CFO)表示，他們“在初始部署之后，逐漸失去對AI項目支出的跟蹤”，只知道第一天的成本，卻對“第一百天”的成本一無所知。
不可預測的附加成本，以及對持續AI訓練和上下文切換的不斷需求，推動了費用的螺旋式上升。每購買一款AI工具，首席信息官都必須預估10項最初未列入預算的額外成本。
這些隱性過渡成本包括獲取新的數據集以確保AI的正確基礎，以及管理對自主代理的訪問。更關鍵的是，所需的人力投入急劇增加：僅變更管理就可能在每100天的實施中額外增加100至200天的工作量，相當于高達200%的額外努力。
這種普遍的財務混亂直接影響利潤底線，尤其是在歐洲、中東和非洲(EMEA)地區。Gartner分析師Rob O’Donohue指出了一組令人擔憂的統計數據，他表示：“在EMEA地區，73%的組織在AI項目上幾乎只是收支平衡，甚至在虧損。”為了避免成為負ROI商業案例的無意承擔者，領導者必須進行嚴格分析，以確定哪些過渡成本應獲得資金支持。
供應鏈自主代理的障礙
AI所承諾的一些最具價值的成果在于優化供應鏈和復雜的B2B談判。然而，這些雄心勃勃的目標受到AI代理技術不成熟的限制。盡管采用率較高——在EMEA地區，15%的首席信息官已經采用AI代理，另有45%計劃在不久的將來采用——但當前的重點仍然集中在會話型代理上。
Gabriela Vogel警告稱，會話型代理不足以實現高價值的業務成果，因為它們缺乏推理和自主決策能力。Vogel明確表示，如果組織“需要它們做出決策，而你確實應該這樣做，那么會話型代理尚未準備好。自主多代理系統必須具備決策和推理能力。”
零售商和大型物流企業并不追求簡單的對話；他們真正的目標在于復雜任務，例如“多路復用的B2B談判”，其中代理必須持續跟蹤客戶采購，自動觸發多個招標請求(RFP)以補充庫存，協商復雜的條款和條件，并決定最優供應商。這類高風險、復雜的場景需要具備專業能力的自主代理。
在討論此類關鍵業務流程的監管環境時，Margrethe Vestager強調，AI法案對許多重要的商業用例是“零干預”。她確認，對于諸如“優化供應鏈、改善物流運作、管理倉儲或其他類似場景”，都是“零干預”。該領域的立法負擔極小，僅僅聚焦于“有義務知道自己在做什么”。
然而，即使技術不斷演進，領導者也必須牢記，AI無法取代對韌性至關重要的人類因素。
Vestager坦率回憶說，在與首席執行官(CEO)們討論如何度過疫情時，“沒有人提到技術。他們都說的是關系——我們與供應商的關系，那些我們可以依靠的人。我們與客戶的關系，我們可以向他們求助。”
她強調，這些關鍵紐帶是通過“人與人之間的交流，找出共同利益的平衡點”建立的，而不是通過“機器與機器的對話”。因此，首席信息官必須在追求自主代理的技術能力的同時，強化支撐其供應鏈的人際關系。
數字國家與主權的必要性
對主要技術供應商的依賴——Gartner將其稱為“數字國家”，因為它們在土地、電力、水資源、人才和資本上的控制程度可與真實國家媲美——為AI主權和全球供應鏈帶來了關鍵風險。
他們的支出規模之龐令人震驚；大型供應商每季度在AI基礎設施上的投入，超過全球47%國家一年的國內生產總值(GDP)。
O’Donohue警告稱，選擇AI供應商已不再是簡單的交易，而是一項改變人生的決定，他將其比作“結婚、生三胞胎并搬到另一個國家”。這種依賴程度要求歐洲領導者直面主權挑戰。
Margrethe Vestager承認，地緣政治的不穩定迫使人們將重點轉向“自主決策，同時堅持保持開放”。她以半導體供應鏈為典型例子，并坦言：“歐洲不可能實現自給自足”，因為尖端組件和關鍵礦物并不在歐洲。戰略目標是在保持全球參與的同時，獲得“在半導體價值鏈中更重的存在感”。
為了緩解依賴，供應鏈多元化至關重要。Vestager敦促首席信息官們自問：“我是否百分之百確定我的供應商會始終供貨，或者我是否應該稍微分散一下，以便在一個供應商失效時，還有其他人可以依靠？”這種預防措施不僅是為了防范“無禮或惡意”，更是為了應對不可預測的災難性事件，例如“海嘯，甚至是一場火災”。
她強調，數字依賴是一種正在發生的風險，與能源和原材料領域的脆弱性如出一轍：“我們不能任由危險的數字依賴而不加以應對。這不僅是商業層面的問題，也是社會層面的問題。”
此外，推動主權的努力并非暫時趨勢。Vestager否定了回歸“正常”的假設，稱之前的狀態是一種“穩定的混亂”，而現在已演變為“加速的不可預測混亂”。因為“新的權力掌握者會說，‘哦，局勢變了。我們能做的比過去世界更多，’”因此對韌性的結構性需求將持續存在。
為了增強本土能力，Vestager建議允許各國政府在公共采購中納入“歐洲制造”措施，以促進必要的需求。她呼吁私營部門的先行者“付出一些代價來實現這一目標”，并開發真正的歐洲替代方案，尤其是在云等關鍵服務領域，同時承認必須在短期風險與長期韌性之間取得平衡。
解決AI主權問題需要采取諸如令牌化等策略，以實現數據匿名化，確保真實數據“即使在模型中也不會離開你的國境”。Gartner預測，到2027年，35%的國家將被鎖定在使用專有上下文數據的區域特定AI平臺中，因此采取此類預防措施對于避免鎖定風險至關重要。
持久的人類準備挑戰
歸根結底，如果人類組織無法跟上步伐，AI的價值將無法實現。AI的技術創新正在迅速加速。Gabriela Vogel指出：“AI的準備度增長速度遠快于人類的準備度。如果所有廠商今天停止AI創新，我們仍需要數年時間才能追趕。”當技術準備度很高而人類準備度仍然很低——這是許多組織當前的狀態——實現價值將變得極具挑戰。
【編者按：準備度指個體執行任務時表現出的能力與意愿水平。由Paul.Hersey博士與Kenneth Blanchard提出的情境領導理論中確立。該概念涵蓋災害心理、公共衛生應急及政府數據開放等領域，包含能力(知識、技能)與意愿(動機、信心)兩個維度，對應R1至R4四個層級劃分。】
在這場工業革命中取得成功，需要能夠推動深刻文化變革的領導力。領導者不僅要界定人工智能能做什么，更要明確人類必須做什么。正如Vestager女士總結的那樣，在復雜環境中領導團隊需要持續溝通，確保成員理解工作目標，這種溝通“某種程度上也能凝聚思想”。
通過聚焦于增強而非替代人類能力，領導者能夠引導組織踏上通往可持續價值的黃金之路，確保在加速演變且充滿不確定性的混亂局面中，他們不僅能駕馭技術變革，更能引領必要的人類轉型。
